两名永州籍专家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中国工程院2019年院士增选候选人提名工作于3月31日结束。经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审定，最终确定的有效候选人共531位。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现予以公布。

中国工程院

2019年4月30日

根据红网网友帖子显示，农业学部的柏连阳以及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的杨知行名单在列，其中柏连阳的排名在农业学部位列第一。

柏连阳，男，汉族，1967年12月生，湖南永州祁阳人，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中共党员。现任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兼），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我国著名杂草专家、省农科院教授柏连阳：

27年除“一草”

（注：此文稿采访时间为2015年）

水稻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农谚：若要稻长好，黄秧落地先除草。

47岁的柏连阳，27年来都在研究除草。去田间做试验时不慎摔伤，脸上还留下了永远的疤痕。

27年就做一件事，回报厚厚的。至今，柏连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1项，研制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除草剂或安全剂16种，形成的技术成果累计推广面积6亿余亩，创经济效益100多亿元。

在2月28日举行的第九届“湖南光召科技奖”颁奖仪式上，我国著名杂草专家、省农科院教授柏连阳接过了奖励证书。

柏连阳出生在湖南祁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9个兄弟姐妹，因疾病和饥饿，仅3兄弟长大成人。

从小，他就跟随乡亲们在田里干活。那时没有除草剂，他还没有锄头把高，锄得很吃力，后背都晒脱了皮。晚上洗澡，背上沾了水，那一刻，钻心地疼，柏连阳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他就想：难道杂草一定要人工才能锄去？有没有更加轻松有效的办法？

“长大学农”的种子，就这样种在了柏连阳的心底。高中毕业，他选择了湖南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大学毕业进入省植保所工作后，他的目标就是：为农民除草，实现儿时的梦想。

与稻田杂草作战，不容易。

杂草不仅种类多，而且恶性程度最高的稗草与水稻是远房亲戚，外形相似，生存力极强，争夺营养不择手段。农谚：“留一棵稗草，挤掉十棵稻。”

如果只是单纯地杀灭杂草，倒也不难。但是，要做到高效除草又不伤害水稻就难了，尤其是使用的方法或产品全部有自主知识产权就更难了！

上世纪90年代，正是除草剂发展的黄金时期，柏连阳已经有了一些科研成果。住在省农科院农药仓库里，除了一卷铺盖和一个塑料桶，基本就没有家当了。

有人劝他下海做生意。他还是干着老本行，从实验室到稻田，又从稻田到实验室。

为了验证效果，柏连阳每隔3天必须到农田观察变化，提取数据。盛夏天，他拄着一根棍子、戴着草帽、背着数据包、打着赤脚来到田里，有人和他开玩笑：远看像个“要饭”的。

有一天，柏连阳骑着破旧摩托车，前往十多公里外的实验大田进行除草剂效果田间调查，因避让路上过往车辆，他一时失控摔了下来，被甩出几米远，右脸被路边石块划了一道口子，当时就流血了。为了不影响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他用手擦了擦流血的右脸，决定回去再处理伤口。

等他调查完，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此时他的脸上一片血迹，肩膀和胸前的衣服上也有了点点血痕。此后，柏连阳的脸上就永久地留下了一道疤痕。

据测算，我国常年受杂草严重危害的水稻面积高达1500万公顷，每年因杂草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亿元。

多年与杂草交战，柏连阳发明了不少除草的秘密武器。由他领衔的“水田杂草安全高效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成果，成为我国杂草科学领域近10年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

以前农民喷施3至４次除草剂才能搞定，现在只需1次就可控制全季草害，水稻还能增产。柏连阳的诀窍是：突破了国内外长期认为异丙甲草胺、甲磺隆等高活性除草剂只能用于旱地除草的理论禁锢，率先发现了异丙甲草胺等5种除草剂对稗草的毒力比在旱地高10倍以上，且不伤及水稻。

稻田杂草种类多，如何让几个克星联合作战加大攻击力？柏连阳发明了多靶标除草剂，一次施用后对水田杂草总防效达97％。他还率领课题组乘胜追击，借助川芎、羌活、细辛3种植物，发明了3种保护水稻免遭除草剂毒害的方法，可使水稻增产6.7%至10.3%，较国外同类产品解毒效果更好，成本更低。

杨知行, 湖南永州祁阳人，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北京数字电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通信与广播领域传输技术的科研和教学，在我国数字电视、遥感卫星、光纤和数字微波通信等重大工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杨知行教授已申请发明专利46项，其中授权23项；发表论文243篇，其中被SCI收录27篇、EI收录45篇；出版著作2部；以第一发明人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

清华大学教授杨知行：

追梦赤子心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人生，与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华大学教授杨知行和他的团队制定了数字电视的中国标准DTMB，并将其推向全世界，近20年的光阴里，藏着他的一颗追梦赤子心。

2016年1月9日，由杨知行领衔、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中心团队完成的“DTMB系统国际化和产业化的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奖励大会科技进步一等奖。71岁的杨知行和团队成员潘长勇手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奖证书，笑意盈盈。冬天北京的寒冷、大会现场的热烈，和刚刚结束尼泊尔、柬埔寨、老挝之行的疲惫交织，杨知行心中的回忆一时又涌上心头。

杨知行教授与潘长勇研究员在大会现场

20世纪90年代，杨知行作为第一起草人自主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DTMB标准。该标准采用时域和频域信号协同处理方式，既吸收了当时国际通用的美国标准全时域信号处理方式和欧洲标准全频域处理方式的优势，又规避了两种标准的缺陷，发挥了后发优势。

创造出了DTMB中国数字电视强制性国家标准，杨知行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就是把中国数字电视标准推向世界舞台。他意识到，如果没法把DTMB标准推向世界，中国标准的电视行业无异于一座“孤岛”——中国标准的电视出口将成为不能播放的“黑盒子”，中国的电视频道信号发到海外、走出国界也会受到影响。

那时的国际电视行业“三分天下”：美国的ATSC标准、欧洲的DVB-T标准以及日本的ISDB标准。中国的DTMB要加入国际市场，前方绝不是一片“蓝海”。“与虎谋皮”“痴人说梦”的质疑不绝于耳。

2007年对杨知行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在中国香港，杨知行团队迎来了“开门红”。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在技术上取得明显优势的DTMB被香港采用。正当大家都以为在南美洲的测试效果同样成功、南美洲国家的推广一定也是势在必得时，杨知行团队却遭遇了“滑铁卢”。

古巴方面提出，由于带宽不同，不认可这一测试结果，要求中国团队在3个月之内修改带宽。那时的DTMB已经在国内强制实施，接收芯片已经批量生产，需要把做好的模具推倒重来——这意味数以亿计的损失。团队日夜攻关，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技术，在规定时间内成功研制了DTMB增强系统，增补了DTMB标准多带宽可选和支持多业务广播的功能。

在秘鲁数字电视委员会递交给总统的报告里，中国标准在技术上取得了第一。随后，这项技术也得到了南美多国的认可。

为了推广DTMB技术，两年多的时间，潘长勇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去南美洲出差，海滨、高原和热带雨林的阳光、舟车劳顿的辛苦和高强度的工作，让一个壮硕的小伙子掉了几十斤肉。潘长勇却也不得不时时克制自己的情绪：他的老师、那时60多岁的杨知行，也是30多个小时的经济舱，一趟一趟地往南美洲跑。

2011年底，在杨知行等人的努力下，DTMB正式成为国际电联标准，与美、欧、日等标准共同构成全球数字电视四大国际标准，被誉为“1972-2012年全球数字电视发展40年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事件”。

从技术水平不被认可到客户的“惊喜”，从要求改造带宽到啃下技术革新的“硬骨头”，从靠团队艰难推广到推动国家参与，杨知行和他的团队在一波三折中推动“中国标准”变成了“世界标准”。过去的10多年，杨知行和团队成员通过理论创新、技术突破、标准制定、产业化和产业链建设、国内外推广应用，促进我国数字电视行业跨越式跻身世界前列。

面对新一轮竞争，杨知行仍保持紧迫感。近年来，欧洲推出了第二代数字电视国际标准，杨知行和团队也创新了DTMB演进系统DTMB-A，目前正在产业化和国际化过程中。

杨知行满怀信心地表示，自己还要继续坚持不懈做下去，保持在数字电视标准领域的引领地位，未来还要服务于科技、产业和文化结合的“一带一路”战略。

“让中国电视广播技术成为世界引领者的‘至善’之路对我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杨知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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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工程院、新华网、阳光永州等

编辑：朱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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